那年，莫言還沒有諾貝爾文學獎。

那年，鞏俐二十二歲，張藝謀三十七歲。

那年，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剪輯室里，吱…吱…吱吱吱…剪輯機隨著手動搖柄淺吟輕唱。哼…哼…哼哼哼…趙季平不甘寂寞的跟著剪輯機一起哼唱，靈光乍現(xiàn)之時，譜出火遍大江南北的《酒神曲》。

那年，柏林上空的一聲霹靂，撕破了西方人對中國電影所持的蔑視與迷幻。《紅高粱》為中國電影奪得了第一個世界冠軍級大獎——柏林國際電影節(jié)的金熊獎?？梢哉f，它是中國電影的高峰，是中國藝術史上的高峰。

三十年過去了，西安電影制片廠風雨兼程走過一個甲子，培養(yǎng)了一批又一批執(zhí)著追夢的電影人，延續(xù)著一代又一代西影人的夢想。

三十年過去了，“好酒，好酒”的絕唱依然縈繞耳畔。黃沙漫天中，十八里坡上，如火似血的紅高粱、紅蓋頭、紅轎子、紅鞋子、紅窗花、紅高粱酒、紅爐火…以及黃土地盡處的紅太陽，見證著不滅的經典。

“當初拍紅高粱的時候，大家在半夜都爭得臉紅脖子粗的，如今都30年過去了，老哥哥、老姐姐、孩子們，我真的想你們了。”《紅高粱》美術楊鋼老師憶起當年，依然是深情滿滿。

那是一個簡單純粹的時代。

沒有任何功利的想法，沒有所謂的炒作，選演員就是選長得像的人物。

“我奶奶”這個角色很關鍵，《紅高粱》劇組找了好幾個人選，史可也是候選人。

當年的鞏俐還是個不諳世事的女學生，在中戲表演系讀二年級，當時也正在中戲導演系讀書的李彤向《紅高粱》劇組副導演楊鳳良推薦了鞏俐。

面談不到十分鐘，鞏俐身上那一種與生俱來的獨特味道引起了楊鳳良的關注。 

分別給鞏俐和史可造型后，發(fā)現(xiàn)感覺不太一樣，后來又拍了她們兩段小品，最終還是認為鞏俐更合適。

選擇姜文也是如此，那時他已經演過謝晉導演的《芙蓉鎮(zhèn)》了，可以算是很有經驗的演員，導演組知道他演過，有意不去看《芙蓉鎮(zhèn)》，如果看過他演的秦書田，或許就不會選他演《紅高粱》中的“我爺爺”。

“想法極其簡單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沒有顧忌，干凈得一塌糊涂”，楊鳳良在一次采訪中講道。

那是一段激動人心的歲月。

1988年，張藝謀到柏林參賽，同去柏林的還有黃健中導演和他的片子《一個生者對死者的訪問》，他們都是第一次出國。結果那年十一個評委全數(shù)把票投給了《紅高粱》，轟動柏林，讓世界看到了以前從沒有看到過的中國電影。

《紅高粱》在柏林電影節(jié)獲大獎，是中國電影的第一次。得知消息后，張藝謀激動得一夜沒睡，他說感覺就像是整個中國都在揚眉吐氣地往起站！ 

影片公映后，產生了空前的影響力，在當時一張電影票價幾毛錢的情況下，票價被炒到5-10元。

片中濃烈的色彩，鮮明的電影語言驚艷了無數(shù)觀眾。這部電影的問世，標志著第五代導演真正走到時代的聚光燈下。

除了張藝謀，該片男主角姜文、女主角鞏俐、攝影師顧長衛(wèi)、編劇莫言等都堪稱黃金一代的中國電影人。

它是承載著陜西夢的西影。

沿著大雁塔北廣場往東，那條路的名字就是西影路，西安電影制片廠在西安的位置已不是簡單的一個片廠，而是用路的形式，融入進了西安的生活，成了西安人民磨不滅的記憶。

60年歲月，無數(shù)位導演、演員在西影路508號留下了最真摯的情感和最美好的回憶。

60年歲月，被打上“西影出品”烙印的《人生》《老井》《紅高粱》《天地英雄》《大話西游》等一系列蜚聲中外的優(yōu)秀影片，代表著一個時代的電影高峰，抒寫著中國電影的西部風尚。

60年歲月，有歡歌，有探索，亦有風雨與起落。最高峰的時候在各類國際電影節(jié)拿獎拿到手軟，最糟糕的時候到了拍一部戲賠一部戲的地步，甚至一度靠賣廠牌度日。

回顧過往，西影人將植入新時代下的改革睿智，以電影產業(yè)夢想締造西影新輝煌。

近年來，西影以電影創(chuàng)作生產為核心，持續(xù)深化體制機制改革，構建起了良好的電影創(chuàng)作生產體系和電影產業(yè)生態(tài)圈，正在向“百億電影集團、百年電影企業(yè)”的目標不斷邁進。

隨著絲路電影節(jié)的加持，相信未來西影還會有很多的故事，講給我們聽。